王飞跃:犯罪工具没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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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作为打击犯罪的重要妙招,对犯罪工具、违法所得等予以没收既受到立法机关的重视,也受到执法机关的青睐:首先,在犯罪的“现代化”、“高科技化”、“产业化”以及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等形势下,剥夺犯罪分子的犯罪经济能力并使犯罪无利可图、得不偿失从而有力预防犯罪是并都是适宜的刑事政策,但是 ,美国联邦一方面扩大了民事没收(civil forfeiture)的适用范围以打击犯罪;当事人面于1970年通过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案”中的“反勒索与受贿组织法”(RICO)[1]对刑事没收(criminal forfeiture)予以恢复。[2]其次,没收的犯罪工具等是一笔很大的财政收入,均用于联邦、州以及当地执法机关,[3]执法机关故而乐此不疲。当然,对犯罪工具等予以没收显然也是一柄“双刃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对没收的广泛适用就无缘无故受到各种质疑与批判,[4]不少没收机会过于严厉而被批为“恐怖”。[5]一起,联邦最高法院通过适用第八修正案、第五修正案中的禁止罚金畸重条款(Excessive Fines Clause)、禁止双重危险条款(Double Jeopardy Clause)等对政府的没收行为进行规范。[6]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供犯罪所用的当事人财物”也即犯罪工具应当予以没收。[7]但机会犯罪工具的没收尚存在问题系统的理论,个案中对某一财产应组阁 定为犯罪工具歧义丛生,[8]犯罪工具的没收大问题也但是 逐渐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一、没收的范围:犯罪工具的判断妙招

  犯罪往往涉及各种各样的物,[9]怎样将犯罪工具区分于犯罪过程中涉及的一些合法财产,是合法财产权利得以保护的首要大问题。

  (一)犯罪工具认定规范化之比较

  显然,仅明确对犯罪工具予以没收的法律规定存在意味着 滥用的风险,保护合法财产权利免受没收必但是 能 对犯罪工具的范围设定合理的边界。在我国,司法解释对犯罪工具的明确以列举的妙招进行(如关于赌博犯罪中的犯罪工具),权威刑法学教材也以列举妙招作为规范犯罪工具认定的路径。[10]通过对犯罪工具的具体型态予以列举的妙招有其一目了然的优势,但机会存在问题抽象原则的指导,一方面无法将形式上属于列举范围而实际上与所列类型有显著差别的物排除在外,从而无法有效保护财产权;当事人面,机会列举者的认识局限,无法通过列举的妙招穷尽犯罪工具的所有具体型态。

  在我国台湾地区,规范犯罪工具认定的理论通说为“直接专门论”。所谓的“直接”是指与犯罪前会 有直接关系,仅有间接关系的不属于犯罪工具而不得没收,如以贩卖油酒为名乘机盗窃的,仅起掩饰作用的马车、油篓等不属于犯罪工具;所谓的“专门”则排除将平常有一些合法用途仅偶尔用于犯罪的物作为犯罪工具对待,如对平时用于载客偶尔夹带赃物的客车,不得以犯罪工具予以没收。[11]与“直接”的限定累似 ,我国有大陆学者对犯罪工具从犯罪“实行”的深度进行解释,“……犯罪工具,是指实行犯罪所使用的一切物品”。[12]在美国联邦法律体系中,并前会 对犯罪工具予以专门界定。《布莱克法律词典》对criminal instrument界定为:①制造机会改造以用于犯罪的物;②一般用于犯罪以及在特定状态下反映非法目的物。也称为“instrument of crime”。《布莱克法律词典》将instrumentality定义为:是指用以实现某一目的的物。[13]但在美国联邦法院有关没收的判例中仅在“实行工具”你这人含义上使用instrumentality一词。[14]一些国家如法国、日本的刑法将犯罪工具界定为“实行犯罪之物”。[15]“直接专门论”与“实行行为论”使得犯罪工具的范围过于狭窄;但是 ,何谓“直接”或“专门”、犯罪工具的使用在那此状态下才属于“实行”犯罪,研究尚待深入;另外,instrumentality的一般含义中并未明确为非实行行为使用的物在那此状态下才与实现“犯罪目的”有关。

  (二)促进理论

  1.促进理论的基本内容

  促进理论(facilitation theory)为美国针对洗钱罪、毒品犯罪中没收犯罪工具所适用的并都是重要理论。如针对毒品犯罪规定“行为人以任何妙招使用的机会每种使用的,用以实行犯罪、打算用以实行犯罪,机会促进犯罪实施的一切财物”,认定是是否是“促进犯罪”前会 根据物是是否是与犯罪活动有足够联系(sufficient nexus)机会密切联系(substantial connection)。[16]促进理论经由一系列判例机会相对性性成熟 是什么期是什么 图片 图片 期,典型的有Smith案[17]和Rivera案。[18]促进理论经由All Monies案、Certain Funds案、Certain Accounts案等得以在没收洗钱犯罪的犯罪工具中应用:同一账户中合法来源的款项机会实际上起到掩盖赃款转移的作用,促进了洗钱活动,因而应当予以没收。[19]法院一般将“促进”解释为“使得某一犯罪活动的实施难度降低,机会一些排除了实施犯罪活动的阻碍机会障碍”。[20]但机会对何谓“足够联系”机会“密切联系”认识不一;促进理论在实践中被过度扩张。[21]不过,随着限制政府滥用没收权力呼声的高涨,促进理论中“足够联系”、“密切联系”等概念在司法实践中还是逐渐得以统一和具体化。[22]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在判断“足够联系”时,首先应当区分实行犯(perpetrators)是是否是实行犯(nonperpetrator)。判断实行犯的某一物应否没收,应当考虑:某一物与犯罪的联系以及该物在犯罪中的作用;该物的使用是是否是有意;该物对犯罪的实施是是否是重要;该物在犯罪中使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该物是反复使用还是偶尔使用;该物的获得、维持以及使用是是否是出于实施犯罪的目的。[23]除此之外,还应当考虑该物的所有权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及责任大小,该物中犯罪实施物(offending property)与一些物的分离机会性。而对于非实行犯,应当考虑如下因素:一是对该物没收的严厉程度与犯罪的危害大小、对实行犯机会判处的刑罚进行比较。二是该物与犯罪的联系。[24]

  2.若干评析

  促进理论为划定犯罪工具与合法财产的界限提供了两个 多多 方向,但是 “足够联系”机会“密切联系”的要求显然促进进一步限定犯罪工具的范围。第二巡回法院等法院就判断“足够联系”主要因素的归纳使得你这人判断更为具体。但该理论都是其局限性:其一,促进理论机会仅关注对实施犯罪的“促进”而不关注犯罪的“实施”并都是,对“利用犯罪工具实施犯罪”的判断无法发挥指导。实际上,犯罪工具的使用怎样才构成犯罪的“实施”并都是亦前会 讨论。其二,美国现有运用促进理论的判例基本围绕非实行行为怎样掩饰实行行为的实施为中心,但犯罪过程中对物进行使用的目的还包括用以掩饰行为人面貌型态、身份信息等,或用以教唆(如买凶杀人中的金钱)等等,那此状态并未在促进理论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三,司法实践关于“足够联系”的讨论是在对财产的没收应是是否是一定程度的限制你这人背景下展开的,因而“是是否是属于犯罪工具”与“犯罪工具没收的程度”两个 多多 大问题被交织在一起。从逻辑上来说,应当先有“犯罪工具”的认定,才有“对其没收是是否是超过必要限度”的大问题。故而,关于“足够联系”的判断妙招在逻辑上不要再说严谨。其四,其对物与犯罪的“足够联系”以“实行犯”与“非实行犯”为标准进行分类,明显不妥。机会某一物与犯罪的联系应当是客观的,不要再机会该物物主在犯罪中的作用而存在改变。如帮助犯向实行犯提供杀人的刀,该刀自然应当认定为犯罪工具,不要再机会物主在犯罪中起每种作用而改变。当然,在讨论犯罪工具的没收是是否是超过必要限度时,区分物主是实行犯还是非实行犯有重要意义,机会你这人区分使得物主的责任成为判断对物的没收是是否是超过必要限度的重要内容。

  (三)关联理论

  针对前述理论的局限性,本文提出关联理论。关联理论的内容包括两个 多多 方面:其一是关联点;其二是关联带宽。关联点是指物被用于整个犯罪过程中的哪一阶段、物的使用构成犯罪在侵害合法权益方面的哪一功能机会构成哪一功能的一每种,是实行行为还是非实行行为。关联带宽是指物是是否是实行行为相联系的状态下,该物与犯罪联系的紧密程度。

  1.实行工具

  其使用功能构成实行行为侵害能力的工具什么都“实行工具”。犯罪行为难能可贵应当禁止并予以惩罚,就在于犯罪行为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对法益的侵害是由实行行为实现的。[25]因而在选着是是否是犯罪工具时,就应当考虑犯罪过程中的某一物是是否是与实行行为直接关联。换言之,是是否是犯罪工具的判断,应当考虑某一物的使用是是否是直接构成实行行为的侵害能力。所谓实行行为的侵害能力,是指实行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从而使刑法保护的法益直接受到侵害的能力。对同样是平常用于装载旅客的汽车,在用来直接撞击被害人的场合,该汽车的使用直接构成实行行为的侵害能力;而对仅用来接送凶手的场合,该汽车的使用不构成实行行为的侵害能力。其使用功能直接构成实行行为侵害能力的物,不论在何种状态下,都应当认定为犯罪工具。机会组阁 此种物为犯罪工具,就意味着 着对实行行为的否定,而否定了实行行为就不机会对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其使用功能不构成实行行为侵害能力的物,是是否是为犯罪工具的判断,则要综合考虑关联带宽。

  2.非实行工具

  犯罪行为除了实行行为外,机会还包括预谋行为、帮助行为等等。与实行行为以外的一些行为关联的物是是否是属于犯罪工具,首先应当判断与该物联系的具体行为是是否是属于非实行行为。非实行行为不要再说泛指实行行为以外的所是是否是关轻重的行为,什么都指对犯罪实行行为具有“促进作用”而应纳入整个犯罪过程进行整体评价的行为。实行行为外的一些行为对犯罪是是否是具有促进作用,也即是是否是属于非实行行为的判断,可借助改造后的促进理论。

  如前所述,美国联邦法院对“促进”的解释并都是十分精当,什么都机会判例的范围意味着 其适用受到限制。明确其适用范围、摒弃其前述的局限性,促进理论即可在是是否是实行行为相联系的物的认定方面发挥指导作用。故意犯罪行为是犯罪决意驱使下人的身体动静,[26]实行行为以外的非实行行为对实行行为的促进,体现为两个 多多 方面:一是体现在主观方面,也即强化犯罪决意。二是体现在客观方面,也即便利实行行为侵害能力的发挥。

  但是 ,在非实行行为中物的使用也同样体现在对实行行为主观方面的促进和对实行行为客观侵害能力的促进两个 多多 方面。是是否是实行行为相联系的物包括如下类型:第一,对实行行为主观方面产生促进作用的物,具体包括:一是犯意形成型。一些物的使用虽与实行行为无直接联系,但对实行行为中行为人的犯意形成具有促进作用。教唆犯用以教唆他人产生犯意的物属于此种类型。如买凶杀人中,用以刺激职业杀手的报酬。[27]二是心理障碍排除型。一些物的使用使得行为人逃避惩罚的机会性增大从而强化其犯罪的决意,从而对实行行为产生了促进作用。你这人类型的物主要有:一是掩饰型,即掩饰行为人的容貌型态机会真实身份,如假发、墨镜;机会掩饰其犯罪行为的性质,如以收购旧货为幌子骑着三轮车四处游荡伺机偷窃的;二是交通运输型,即用以快速逃离现场、转移赃物的,如驾驶汽车逃跑的、驾驶汽车运送赃物的;三是毁灭罪证型,如使用洒水车冲洗作案现场的。[28]第二,对实行行为的侵害能力产生促进作用的物,那此物的使用客观都前会 能便利实行行为的实施,使得犯罪实施的难度降低机会犯罪实施的障碍减少。包括并都是:一是正面促进型,即从正面直接促进实行行为的实施。如驾驶摩托车抢夺过程中行为人所驾驶的摩托车等等。二是障碍排除型,即用以排除对实行行为实施的干预和障碍,从而使得实行行为按照原定计划实施的。如放火过程中,用以隔断救援人员的器具。

  显然,在非实行行为实施过程中使用的物,前会 都作为犯罪工具对待,还应当通过关联带宽加以限制,如被告人为在雪地里盗窃而专门穿上的棉袄难能可贵对盗窃的实施都是一定帮助,但认定该棉袄为犯罪工具显然过于宽泛。判断是是否是实行行为相关联的物是是否是为犯罪工具时,其关联带宽都前会 从两个 多多 方面进行考察:一是与物相结合的非实行行为对犯罪实行行为的促系统进程度;二是物是是否是实行行为的结合程度;三是物是是否是实行行为的结合频次与存续时间。第一,对非实行行为促进实行行为实施的程度考察,应当考虑非实行行为的性质以及其对实行行为都前会 顺利完成的影响大小。非实行行为对实行行为的实施影响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刑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500.html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