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荣: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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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文学经典是有有八个 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亲戚许多人 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中国文学史》/编撰史/《儒林外史》/经典化

   “文学经典是有有八个 不断的建构过程。所谓‘建构’,强调的是积累的过程,删改都是某另一方的一次性决定。”[1]文学经典的建构有或多或少种办法,却说 ,在20世纪分科立学的历史语境中,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中国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却说 “中国文学史与历史结盟,使它拥有了科学的强大背景,通过教育,又使它成为普遍的共识和集体的记忆,正统论的辨析,使它与国家意识形状及政府权利彻底联系在一同,而一套经典及经典型阐释的选折 ,则使它又获得了永久的权威性和规范性”。[2]这么,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亲戚许多人 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等便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鉴于中国文学通史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力,也为了行文的便利,在此,仅以中国文学通史,即《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为考察线索和范围。

   中国文学的历史最早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早在18400年,俄国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就出版了汉学家瓦•巴•瓦西里耶夫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英国人翟里斯在1901年和德国人顾鲁梅在1905年分别出版了同名著作《中国文学史》,一同,日另一方也编写了几部《支那文学史》①,而后者对中国人编撰文学史产生了较大影响。国人首部文学史是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版),林传甲在序中写到:“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大学堂章程》曰:‘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撰讲授。’按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尚有中国文学史一帙。”[3]却说 ,从林传甲的编著来看,并未再次冒出小说、戏曲的身影,也这么论及《儒林外史》。基于文化心理与批评范式的差异,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难免有隔雾看花之嫌,而国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值得亲戚许多人 仔细探究。

   从《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层厚看,《儒林外史》经典化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章节目录;二是《中国文学史》将《儒林外史》视为经典之作;三是《中国文学史》以较长篇幅多层厚、多层次地批评、阐释《儒林外史》,赋予经典的魅力。

一、1904-1915:《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缺席

   尽管中国古代有《文苑传》、《文章志》、《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志》等关于文学人物与事件、文体与作品的记载,但现代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史却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结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带来了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文学”成为大学普通的学科,中国文学教育渐趋专门化,再次冒出了文学史、外国语文等新型知识内容。

   在近代中国的新式学堂里,虽有西方新知识的介入,但不必意味中国旧学术的退场,“文学”仍主却说指文献或文章之学。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关于“中国文学门”主课“文学研究法”授课内容[4](包括文字、音韵与训诂的变迁史,文学观念的变异史,作文之法,文体流变史,文学的性质与名家论,文学读法,文学各类文体释义,中西各国文法,文学与他者的关系,文学优劣论等等)的规定来看,“文学”一词仍固守与袭用了其在中国古代的原初意义,即文献或文章之学。②诚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言:“文学者,有以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5]两种关于“文学”概念初始意义的延续构成了1915年以前 编撰《中国文学史》的根本观念,并形成了以文章或文献知识为主体的知识对象。但一同,梁启超等人关于“小说”功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6]的大力宣扬,悄悄修正着亲戚许多人 关于“文学”外延的认识,使得“体格卑下”的小说、戏曲、词亦渐渐步入中国文学历史的行列,然着墨甚少,而《儒林外史》则指在缺席情形。

   以此时期的林传甲、黄人、窦警凡、王梦曾、曾毅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为例,可分为两种情形:

   1.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未将小说列入,遑论《儒林外史》

   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京师大学堂为“历代文章流别”课程编写的授课报告书,讲义本于1904年印行。该著共计十六篇,内容中含了小学、经学等古代文献典籍,未见小说、戏曲、词等俗文学。

   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脱稿于1897年,1906年出版,可算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分“文学原始”、“经”、“史”、“子”、“集”五部分,基本为国学概论。这么再次冒出小说的影迹。[7]

   2.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纳入,但未见《儒林外史》的踪影

   黄人著《中国文学史》(约1905年前后出版)首次将先秦古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以及明人章回小说等写入文学史,对中国古代小说作了初步采集与研究,可惜止于明代。1917年,黄人在其编辑的《小说林》杂志第1卷发表《小说小话》一文,其间有关于《儒林外史》的评论:“如《水浒传》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之种种人物,不必下一提前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8]却说 ,亲戚许多人 能才能推想,倘若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延及清代,应该会有《儒林外史》的一席之地。

   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把中国文学的历史分为四编:孕育时代(六经之迁作、诸子百家之朋兴)、词胜时代(词赋昌盛时期、由词赋入骈俪迴翔时期、骈俪成立时期、由骈俪转古文之迴翔时期)、理胜时代(古文昌盛时期、古文中衰时期、古文复盛时期)与词理两派并胜时代(驰骛时期、改进时期),第四编第五十三节为“小说文之体变”,主要从语言的层面对小说文体进行论述,作品方面仅仅提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9]

   曾毅在《中国文学史•序》(1915年写于日本,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印刷)中自称“系删改抄自日人儿岛献吉郎原作”。曾著第五编第十四章为清之戏曲小说,短篇小说方面主要阐述了清初李笠翁的《十二楼》:“然皆短篇,长者不过六七回,究无甚高论可称者”。长篇小说则独赞曹雪芹之《红楼梦》:“独曹雪芹《红楼梦》,一号《石头记》,以穿云缕月之笔、花团锦簇之文,无《金瓶梅》之秽袭、得《西厢记》之温柔,言情小说此为极致矣。”[10]《儒林外史》未能进入曾毅的文学史叙述视野。

   总之,1910年代中期以前 的诸种《中国文学史》中,皆未涉及《儒林外史》,换言之,《儒林外史》指在缺席情形。两种问提昭示了小说两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草创期的尴尬地位。

二、1915-1940年:《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出场

   1915年以前 ,《儒林外史》现在开始频繁再次冒出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中,这与章回小说研究的发轫、发展,尤其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勃兴等因素密切相关。

   1.《儒林外史》研究的勃兴

   1917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文学革命”,揭开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改革运动,“《儒林外史》却说 被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们标举为白话小说的旗帜、‘国语文学’的范本,从此受到学界的层厚重视。”[11]

   近代第有有八个 为吴敬梓作传的是胡适,他早在1920年就撰写了《吴敬梓传》,细致梳理了吴氏的生平概况,明确了《儒林外史》的写作年代、背景及价值,给却说 研究者作了极好的铺垫。1922年,胡适又编撰了《吴敬梓年谱》,删改考证了吴敬梓的家世和心平。

   1923-1924,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初版,第二十三篇为清之讽刺小说,专篇介绍《儒林外史》。主要包括八个层面:一是视《儒林外史》为一部以公心讽世之书:“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2]155二是简介吴敬梓。三是概述《儒林外史》人物描写之特色:“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四是分析《儒林外史》的形状形状:“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12]155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论较为全面,上述诸种观点几乎全为后世所继承。惜其却说以经验描述的办法呈现,并未展开深入论证。

   1933年,胡怀琛的《中国小说概论》由世界书局出版。其第六章第二节以“《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为标题,将两部长篇作对比分析:“《儒林外史》才能才能‘看’才能才能‘说’,正与《红楼梦》相同。但亦有不同之处,《红楼梦》删改形状精密严整;《儒林外史》删改无形状可言,只可算把或多或少短篇,合成有有八个 长篇,在合缝处,用或多或少小办法把亲戚许多人 连络起来。这是《儒林外史》不及《红楼梦》之处。”[13]98“《儒林外史》的用意,是在讽刺当以前 的文人。”[13]98“然而《儒林外史》描写得深刻、真切,正和《红楼梦》是一样的。”[13]98最后录《红楼梦》、《儒林外史》各一小段作结,引录文字远多于概述部分。

   2.《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的经验描述式呈现

   1915至1940年,《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的呈现办法主要表现为经验描述式。经验描述是中国古人研读、品评文章的两种重要办法。其优点在于自由灵活地发表意见,但繁琐为法、匮乏系统性亦是其难以规避的缺憾。

   两种时期的中国文学史通史著作以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版)、陆侃如与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开明书店1932年版)、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朴社1932年版)、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北平著者书店1935年版)、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朴社1935年版)为代表。那此中国文学史著作对《儒林外史》的论述主要有有有八个 特点:一是将《儒林外史》与或多或少清代小说列入同一章节进行介绍,即不单独成章;二是以描写阅读经验为主,有时也辅以大段引文,但不必展开深入、透彻的分析。兹——列举为证。

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对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清代小说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概述:“清代好小说家言者首推纪文达昀,诙谐善谈。袁太史枚尝作《子不语》,不及其雅饬。蒲松龄《聊斋志异》尤为卓绝。言情之作则莫如曹雪芹之《红楼梦》,讥世之作则莫如吴敏轩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转缠绵胜,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有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之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009.html 文章来源:《江淮论坛》(合肥)2015年1期